之前我们聊到了蔡戡，这个蔡襄的后代，十三世纪初来到桂林当广西老大，当了最多一年时间，就辞职不干了。然后，接班的是福建人詹体仁。

前面我们说过，纵观历史，但凡世纪之交的时候，总是会有些大事发生，南宋的这段世纪之交，影响力最大的事情，莫过于庆元党禁了。来桂林接班的詹体仁就曾深受其害，庆元初年被列入五十九人的伪党大名单，罢官后，在家里无所事事虚度了八年光阴。对于一个已经年过半百且还有仕途追求的人来说，这八年的虚耗，前途不说尽毁，再出山时起码也已经是日落西山的感觉了。

有人说，桂林地处偏远，庆元党禁发生在朝廷中枢机构，对桂林影响有限，怎么可能呢？就像往池塘中央扔一块石头，哪怕池塘再大，初兴的波澜漫到岸边时已经弱化成了涟漪，那岸边的草木还不是要无助地晃荡好久？以文人为主力的南宋官场，在庆元党禁运动中受波及的自然文人居多，而受波及又在桂林任过职的至少有五人，受负面影响的有詹体仁和吴猎，而短暂受益的有三人，比如我们聊过的张贵谟——蔡戡的前任——另两位则是更早一些的应孟明和陈贾，他们都曾坐在过张贵谟同样的位置上。

中华书局出版的《南宋制抚年表》一书里清楚地记载了詹体仁远离朝堂的年头。

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庆元党禁的这份五十九人伪党大名单，后人也曾质疑其准确性，比如说宰相周必大进了名单，但著名诗人杨万里因为党禁的原因罢官，却没有列入其中，就让很多人不解，这也太看不起人了吧？而薛叔似、皇甫斌一度荣列其中，但韩侂胄失败后，两人又被列入了敌对的韩党圈子，中间有何变故，也是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詹体仁进了这份名单，张贵谟则在另一份攻击“伪党人”的名单中，同在后一份名单上的还有1189年接应孟明班当上广西老大的陈贾（之前我们曾用很大的篇幅聊过陈贾），与应孟明不置可否、最后不参与的态度不同，陈贾是韩侂胄手下的急先锋，时任兵部侍郎。

张贵谟嘉泰二年（1202年）离任，詹体仁嘉泰四年上任，中间只隔了个任职一年的蔡戡，而蔡戡虽没入伪党名单，但又和当时的运判吴猎关系不错，曾一同出游，还在桂林的隐山上留了石刻。本属两个阵营的主官在这十余年时间里陆续执政一地，还能说桂林的官场生态丝毫没有受到庆元党禁的影响？

无论如何，这都是元祐党籍之后，南宋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又一场浩劫，后人评价说，随着打击面的扩大，这次运动的后果，是乾道、淳熙年间那种学术繁荣、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去而不复返。想想也是，但凡和这些人有关系的，都或深或浅地遭到了牵连，不能当官，甚至连科考都不能参加，硬生生地掐断了上升通道啊，谁还敢多说话，乱说话。而投向韩侂胄阵营的陈贾以及张贵谟，在韩侂胄倒台被杀后，日子又能好过到哪去？拥有大智慧的应孟明倒是得了个善终，一直在朝廷干到了七十九岁。

其实，前面我们在讲到朱晞颜（1194—1195年帅桂，1195年是庆元元年，正是庆元党禁的开始）的时候，曾经聊过庆元党禁的话题，这里就不再重复太多了，大概就是赵汝愚和韩侂胄两派之争，然后很多人被卷了进去。

赵汝愚是皇室宗亲，韩侂胄是外戚，在绍熙五年（1194年）的“绍熙内禅”事件中，以赵汝愚为首、韩侂胄为辅联手宗室成员赵彦逾发动了一起宫廷政变，扶赵扩上位，也就是宋宁宗时代。尘埃落定后，赵汝愚独掌大权，志得意满，却忘了让韩侂胄当节度使的承诺，从此点燃了两人之争的导火索。

赵汝愚也不是啥都不懂的俗人，他把有大师之称的朱熹拉到了自己手下，还安排他当了皇帝的老师，试图以朱熹在文化人圈子里的影响力来巩固自己的地盘。但他还是大意了，低估了韩侂胄这个“南宋第一外戚”的能量和智力，终究是被韩侂胄掀翻，并身死他乡。而掀翻赵汝愚，韩侂胄就是从朱熹这个赵派最大的旗手开始，一步步布局的。

现在我们知道，詹体仁恰好是朱熹的学生。事实上，在绍熙内禅一事中，詹体仁也是参与者之一，所以，他是直接就上了黑名单的。这么说起来我们就明白了，刚开始的时候，詹体仁和赵汝愚、韩侂胄都是一伙的，而且还属于冲在最前面的那个圈子，后来分边后，朱熹才加了进来。然后赵汝愚败了，身死道消，朱熹和詹体仁都受了牵连。

韩侂胄称赵汝愚、朱熹们为伪学奸党，他自己后来却也被文人称作奸臣、权臣，而且还是被另一奸臣所害。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兜兜转转一圈下来，这南宋，原来都是奸党啊？有些时候，文人对历史的描述，就是这么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是如你所知，韩侂胄在对金朝的态度上，却是最坚定的主战派，和秦桧这样的主和派泾渭分明，他是誓死也要恢复故土的，要重拾旧河山，立场十分坚定。所以，历史到底该对韩侂胄做一个怎样的评价呢？可能并非一个奸字或者权字能了。

主战？主和？还是主守？

在如何处理和金朝关系的问题上，詹体仁显然和韩侂胄有很大的分歧。

如果说秦桧是主和派，主张维持现状、苟安江南、外交妥协、削减军备、依附求和，连尊严都不要了的话，韩侂胄恰恰相反，是主战派，主张收复失地、灭金雪耻，通过提升军事实力，进行全面彻底的对抗，这其实是很受众多热血爱国人士推崇的。但韩侂胄的主张也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金宋多年的对峙、消耗，到得南宋时，国力已经大不如前，如果要主动北伐，以武力收复北宋失地，一雪“靖康之耻”，必须积极扩军备战、大肆增加赋税提高军费以支持战争进程，而这会极大地加重民间负担，可能带来一系列副作用。

詹体仁是看到了这一点的，所以，他和秦桧、韩侂胄都不同，是坚定的主守派。

在詹体仁看来，南宋当时的综合国力不足以灭金，这种情况下轻启战端，并不理智。所以，詹体仁的主张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防御优先，比如加强沿江防线，修缮城池、屯田练兵；二是反对冒进，比如韩侂胄“开禧北伐”前的草率备战，詹体仁就直接说出了他的担心和不同意见——韩侂胄就是因为开禧北伐失败才失势后被杀的；第三则是经济务实，詹体仁主张“练兵积粟”，注重财政的可持续性增长，反对因战争透支国力——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这已经颇有些深挖洞广积粮的感觉了。

詹体仁在桂林的前任蔡戡也是主守派阵营的大将，两人观点大体一致。在韩侂胄一方看来，随着蒙古的崛起，当时金朝又陷入内乱，正是南宋北伐良机；但在主守派这边，却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南宋的短板，比如骑兵匮乏、财政脆弱，金朝虽然已现衰败趋势，但又不至于马上崩盘，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烂船也有三斤钉。毕竟蒙古刚刚崛起，有威胁，势却尚未大成，所以，还是需要采取守势，待时而动。

现在来看，应该说詹体仁和蔡戡们的观点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而且，他们与主和派靠签订不平等条约、换取短期和平不同，他们试图维持均势外交，主张充分利用金朝和蒙古之间的矛盾，避免完全依附某一方。然后，在承认南宋相对弱势这个现实的基础上，通过防御和内部改革来维持长期对峙，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在保住南宋王朝尊严的前提下，等待金蒙矛盾激化和内部改革成功后出现的转机。

蔡戡和詹体仁的主守路线，本质是在南宋“战不胜，和不安”的困境中，寻求一条立足现实、兼顾尊严和生存的中间道路，看上去是更务实。不过，我们现在跳出圈外、隔着这么多年看问题，永远要简单得多，如果身处当时南宋复杂的国内和周边局势，问题可能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蔡戡是主守派的代表性人物，詹体仁也是，然而，他们有限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注定了决定南宋命运的，不会是他们。

当然，作为长期在地方工作的蔡戡和詹体仁，务实亲民的作风，决定了他们对底层民生的悲苦耳濡目染后产生共情的概率，要比韩侂胄、秦桧们所处的地位大得多，所以，在他们执政桂林的那一段时期，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来说，怎么来看都应该是件好事。比如说蔡戡那一年，正是整个广西闹饥荒的时期，他开仓放粮，很是缓解了当时民众的困境。詹体仁也是一上任，就想方设法免除了桂林周边很多地方的赋税，尽力恢复经济，让民心振奋。但在南宋外忧内患的大环境下，也就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老雁一声霜满天

詹体仁字元善，建宁府浦城人（今福建南平浦城县），生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他是隆兴元年（1163年）的进士，首次为官是在饶州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当县尉。《宋史》有专门的詹体仁传，这算是相当不错的了，很多可能名气比詹体仁更大的官员、学者都没这待遇。

有趣的是，在桂林老大的位置上，出现过两位姓詹都被叫做体仁的官员，前后隔了也就不到二十年时间。因为桂林本地史料缺失或是其它原因，很多桂林人都把这两个人做同一人看待，弄了些乌龙出来。现在我们知道，其实这两人一个生在浙江，一个来自福建，从年龄上看，也算两代人了。

前面的这个叫詹仪之，字体仁，之前我们就聊到过他，后面这个詹体仁，却字元善。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都和理学大师朱熹有交集，而且相交匪浅。

詹仪之，淳熙十年（1183年）来桂林当老大，曾在桂林留下了不少摩崖石刻，这是后面的詹体仁所不及的，至少我们一直还未见到詹体仁留下的石刻痕迹。而且，詹仪之和朱熹的交往过程中，詹仪之的地位明显要高一些，而詹体仁实打实是朱熹的学生。

如前所述，1169年，詹仪之还赋闲在老家和乡邻吹水讲故事的时候，朱熹就亲自上门拜访过詹仪之，两人在关于理学的学术问题上，进行过深入细致的交流，均表示受益匪浅。三年后，詹仪之邀请朱熹来他老家的书院讲学，朱熹不问报酬，乐颠颠地来了。朱熹甚至还在詹仪之家门口的池塘边留下了一首诗，那“问渠那得清如许，为由源头活水来”的名句，竟被后人吟诵了近千年。这还不算，后来詹仪之来桂林当大官，状况不佳的朱熹还写了封求助信向詹老大诉苦，并且还有就盐政问题通风报信之嫌。由是也可看出在朱熹的心里，那确实是把詹仪之当兄长和朋友以及同学来看的。詹仪之故去后的第二年，朱熹专门到詹仪之下葬的地方悼念，还写了篇《祭詹侍郎文》的文章，感情也是相当真挚。

詹体仁不同，詹体仁实打实是朱熹的学生，“少从朱熹学，以存诚慎独为主”。他做人的原则是“尽心、平心而已，尽心则无愧，平心则无偏”。理想是好的，但现实总是那么残酷，尽心、平心，挺好的，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庆元党禁中，詹体仁因为有朱熹这层关系在，也被列入了黑名单，被罢官回家吹水去了。这不奇怪，以韩侂胄手下那班人的脾气，老师都被批判了，继承老师衣钵的詹体仁你能逃得过？

因为在绍熙内禅中跟着赵汝愚冲在第一线的原因，詹体仁这一赋闲就是八年，“屏居八年，知靖江”，几乎覆盖了整个庆元党禁的全过程，直到党禁运动偃旗息鼓后，嘉泰四年，也就是1204年，詹体仁才重新复出，接主守派同道蔡戡的班，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使，当上了桂林的老大。

从时间点上来看，蔡戡辞职，身体是很大原因，但应该也有不太满意韩侂胄大张旗鼓准备北伐而不顾民生的想法。而詹体仁当值的这两年，正是韩侂胄把北伐事业干得如火如荼的当口。作为主守派的代表人物，身处西南边陲，詹体仁除了提出建议外，却也并不能左右大势，“侂胄建议开边，一时争谈兵以规进用。体仁移书庙堂，言兵不可轻动，宜遵养俟时。”虽然当时的政治环境已经比党禁时好了很多，但这个时候的詹体仁，有了前车之鉴，估计也是很无奈的感觉。所以，他能做的，也只是向上级申请“阁十县税钱一万四千，蠲杂赋八千”，减免一些当地的税赋而已。

在这期间，詹体仁曾预测过皇甫斌的败局，说“皇甫斌自以将家子，好言兵”，詹体仁私下跟同僚说，“斌必败，已而果然”。但他没有直接说韩侂胄必败，应该是吸取庆元党禁的教训了。这个皇甫斌也是和詹体仁一起上过党禁黑名单的，为三武将之一，遇到韩侂胄北伐，心里面应该是很激动的，不管不顾地准备大干一番，这可能也是后人把皇甫斌又归入到韩党阵营的原因吧。

詹体仁曾写过一首诗，名为《过广陵驿》：

秋风江上芙蓉老，阶下数株黄菊鲜。

落叶正飞扬子渡，行人又上广陵船。

寒砧万户月如水，老雁一声霜满天。

自笑栖迟淮海客，十年心事一灯前。

这首诗写于何时，至今已无考，不过，如果说是在表达詹体仁离开桂林后的复杂心情，倒也合适：韩侂胄不听劝，何尝不是取死之道？我也老了，没有办法做什么了。唉，世事就是这样，旧的去了，新的总会来，你看行人又上了广陵船。只能苦笑一声了啊……真是十年心事一灯前，孤独寂寞冷。

一年后，詹体仁卒，享年六十四。

来源: 桂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