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疆、海尔、美的等知名企业相继推出“强制下班”的措施：大疆强制员工晚9点必须下班，已经有不少员工分享了自己被“赶”下班的经历；海尔内部发布通知，称特殊情况需要加班的，必须提前一周审批；美的内部文件要求严格禁止下班后开会及形式主义加班……这些措施直指“加班文化”，让众多网友纷纷叫好，也让很多职场人看到了希望。

一石激起千层浪，推行强制下班的公司被人羡慕，仍在加班的员工望眼欲穿。

每个工作日的晚7点，乘坐地铁回家的何雯雯，无论是坐着还是站着，都要在嘈杂的地铁车厢里戴上耳机，和小组同事一起开当天的夕会。虽然单位规定5点下班，但入职一年半来，何雯雯不仅下班的时间常会拖后，每晚7点还要准时参加夕会。她所在的工作小组，每天上午9点召开晨会，晚上7点召开夕会，时间跨度长达10个小时。虽然夕会可以线上参加，但仍然让何雯雯感到十分痛苦：“人虽然离开了公司，还是被工作牵绊着，精神始终紧绷着，让人一直处于‘待机’状态，感觉工作以外的生活被压缩了。”

在何雯雯看来，每晚的夕会是典型的“无效加班”，在工作中没有实质性作用。“即使项目没有进展、发言内容和上次一样，也要每天开晨会和夕会。”何雯雯说，“大家普遍觉得夕会没有太大的意义，晨会和夕会完全可以合并成一个会议。”

在职场中，大家都对“无效加班”颇为反感，但又无可奈何。赵铭在一家零售行业的国企负责仓库管理，每天下午5点后，他所在的部门需要将钥匙交还给主管后才能离开单位。“不同部门的工作时间不一样，比如负责电商运营的同事下班会比较晚，如果一到下班时间我就去交钥匙，就会受到主管的质疑——别的部门还没忙完，为什么只有你们部门要下班？为了缓和矛盾，我们也只好等着，过半小时或一小时后再离开。”而在多等的这半个多小时里，由于仓库的主要工作已经完成，赵铭和其他同事大多数时候就只能坐着干等，硬着头皮“熬”到和别人一起离开为止。“本来是正常下班，却一定要等别人先走，或者领导让走才走，这完全是耗费时间。”

被“困”在工位上的员工

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加班，又是什么原因把大家拴在了岗位上呢？

“明明到了下班时间，却没人立刻就走，这是当代职场的通病。”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了4年的刘雨桐看来，其实大部分人心里都按时下班，主要是碍于面子，没人愿意当出头鸟。“人人都想‘随大流’，想和大家保持一致，所以下班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离开。久而久之，下班没人走反倒成了常态。”

这种想与他人保持一致的从众心理，也属于“无效加班”的一种形式。刘雨桐所在的部门有8名员工，主要负责撰写材料，如果有突发任务需要加班，不管任务是大是小，总是全部门一起加班。她苦笑着说，有的临时任务，只需要两个人就能完成，其余的人只是负责打杂、找素材等琐事，并没有真正做出什么贡献。“在很多领导眼里，‘出现’比做了什么更重要，你能出现在工位上就是好员工。为了在领导心中留下好印象，大家只好都留下来加班。”刘雨桐无奈地说，这种为了出席而出席的“表演式加班”，成了无法准时下班的又一道枷锁。

很多职场新人，为了在单位站稳脚跟、得到领导青睐，不得不通过加班这种“内卷”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勤奋。30岁的李宁远被家人戏称为“加班大王”，在制造类企业工作的3年里，他几乎每天都要到晚上9点以后才能回家，洗漱一番就直接睡觉了，很少有所谓的业余时间。公司规定的下班时间是晚上6点半，可6点半后才是大家拉开差距的“战场”：李宁远所在的部门，将员工绩效划为四个等级，每个级别之间差了近800元钱。对同级别的人来说，工作内容和工作量都差不多，所以“刷工时”成了评级的重要依据，加班也随之成了升级的重要手段。李宁远说：“起初，加班只是为了在领导面前‘刷脸’，让领导看到自己在加班；后来是希望通过加班提升绩效等级；再后来因为人手减少，加班多了实际的工作内容，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成了必须加班才能完成任务。”

事实上，很多企业会通过设置各种“福利”，调动员工加班的积极性。某“大厂”员工胡家麟所在的互联网公司规定，晚上9点半后可以报销员工的打车费。“家离单位比较远的同事，大部分都会待到九点半后再走。即使提前完成了工作，也会等到9点半。”胡家麟觉得，这种“福利”是公司对加班文化的变相鼓励。

别把强制下班变成隐性加班

今年初，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年职场人满意度指数调研报告》显示，49.2%的职场人每天工作8至10小时，占比最高；25.6%的职场人每天工作超10小时，其中“蓝领”行业和运营岗位加班较为普遍，37.4%的运营岗职场人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

三年前，王洋被一家科技类企业的风控审核岗位录用，负责审核与公司业务相关的合同。去年11月，她被临时调配到运营部门，额外承担新媒体运营工作。原本下午5点半下班的她，因为多出的工作每天都要加班，不仅压缩了个人休息时间，而且很难做出工作成果。“对我来说，这样的安排是本末倒置，两头的工作都做不好。更让人憋屈的是，我的薪资丝毫没涨，相当于拿一份工资干两份活儿。”面对越来越多的工作任务，她虽难以招架，却不敢和公司“撕破脸”，只能勉强维持着。

胡家麟作为前端工程师，在某“大厂”的商业化部门工作了近三年。公司实行弹性工作制，上班既不打卡也没有明确规定最低工作时长，因此他一直“随大流”上下班。“我们通常在上午10点半左右到公司，晚上九、十点陆续离开。因为工作是项目制，所以大家默认晚饭后继续工作是正常情况，没有谁会提出这是加班。”胡家麟说，有事的人可以偶尔在6点以后提前离开，但如果天天早走，势必会对个人造成不好的影响。

作为“大厂”员工，胡家麟和身边同事们对多家公司“强制下班”有更深的思考：“如果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不变，那么‘强制下班’只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企业科学安排工作计划、合理分配工作任务，那么不用强制下班，也能有效减轻员工的工作负担。如果只是强制员工到点下班，员工只能把工作带回家去完成，这不是成了既要加班又没有了加班费吗？”

超时加班易引发猝死、抑郁等职业健康问题，常态化“强制下班”可减少企业支出成本，降低劳动争议概率。不过北京汇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魏晓东表示，破解无效加班和隐性加班仍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劳动关系的认定。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与监督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劳动关系不能狭义地定义为“只能在工作场所提供劳动”，也就是说工作地点并不是认定是否提供劳动的主要依据，无论在哪里工作，用人单位都应该支付报酬。

魏律师表示，劳动者在维权时，应重点关注“用人单位安排”的相关证据。比如，仅凭上下班打卡记录，无法证明是否是用人单位安排的加班，要保留能体现用人单位安排行为的书面或线上聊天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也不能超出规定的加班时长。“希望更多劳动者一旦发现合法权益被侵害，要及时维权、勇于维权。这样才有助于维护良好的职场环境。”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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