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国际局势加速演变以及美国政府更替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国际舆论有关印度“多向结盟”外交既有得失以及未来挑战的讨论增多。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王世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执行所长、研究员
刘宗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蓝建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所长

从“不结盟”到“多向结盟”，底色未变
王世达
提起印度“不结盟”外交，很多人会想起其在1947年独立后尤其是冷战期间采取的对外政策。2014年印人党执政以来，印度对外政策表述发生巨大变化，“不结盟”鲜少再被提及，“多向结盟”则成为高频使用词汇。与“不结盟”不同，“多向结盟”给人的感觉是“选边站队”“与别国结盟”。而在笔者看来，印度外交政策表述虽有这番变化，内在遵循却无实质改变。
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严重对立，并在全球层面组建针对彼此的盟友体系。面对那种格局，印度整体上采取了“不结盟”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保持“中立”或“不偏不倚”。相比之下，当时印度与苏联关系明显更加密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印苏不断走近，开启将近半个世纪的友好时代。在此期间，苏联为印度提供大量军备支持和经济援助。两国还于1971年签署《印苏友好合作条约》，这是印度独立以来签署的唯一一份类似军事同盟的条约。同时，印度在一些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支持苏联。1979年苏联发动阿富汗战争，印度拒绝予以公开谴责，与美国公开唱反调。
当然，印度现在搞“多向结盟”，也不是与其他国家结成正式盟友。冷战结束以来，印度外交政策出现大幅调整，在延续与俄罗斯关系的同时，逐步密切与美国的合作，美印关系权重持续提升。2014年印人党执政以来，印度当局不再提及“不结盟”一词，而用“多向结盟”或“基于议题的结盟”取而代之。根据印度外交秘书唐勇胜担任驻华大使期间所作的解释，所谓“多向结盟”，就是印度将在不同议题上依据自身国家利益作出结盟或不结盟的决定；印度外交需要处理多对大国关系，比如美印、俄印、中印等，印度不会因为其中某一对大国关系影响其他双边大国关系。
可见，无论过去的“不结盟”还是现在“多向结盟”，表述虽有差别，出发点却一致，印度对外政策的准绳就是自身利益。在上世纪美苏冷战刚开始时，印度领导层和知识精英认为苏联并非英国、法国等老牌殖民国家，刚刚从英国殖民当局那里获得独立的印度无需担忧“源自苏联的殖民威胁”。与此同时，作为新型的非西方超级大国，苏联可以在实现快速工业化、推动经济平衡发展以及同步减少不平衡和贫困等方面为印度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模式。这些考量导致彼时的印度采取了优先与苏联发展关系的政策。另外，印度当局认识到，以当时印度的国力和国际地位，无论加入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还是苏联东欧集团，都只能扮演二流角色。拒绝明确加入其中任何一方，或能巩固和扩大印度在广大新独立亚非拉国家中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印度还能同时从冷战期间尖锐对立的两大集团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个时期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冷战期间印度从美国和苏联两国都获得了相当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军事装备支持。
用词变化的表象，遮挡不住印度外交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底色。现在，印人党政府主打“多向结盟”，一定程度上还源于国内政治因素。对于今日执政的印人党而言，否定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提出的“不结盟”政策，就是否定国大党的外交成就乃至执政历史。不过，当下这种“多边结盟”操作是否真正符合自身利益，印度政府恐怕还需认真思量一下。比如，在当前世界格局复杂演变下，印度试图在美俄之间保持游离或平衡，在中美之间以“机会主义”行事，但它是否真能“摆平”这些关系而不身受其累，或者说这样做是否会导致印度牺牲战略自主而实际自我受损，恐怕都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对美外交的不安与自醒
刘宗义
在印度当前所谓的“多向结盟”外交中，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一直占据重要位置。美国今年实现政党轮替和政府更迭，给世界带来巨大不确定性。虽然印度外长苏杰生嘴上声称印度不会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为此感到紧张，但实际情况表明，新德里也对美国新政府的对印政策前景惴惴不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德里在美国新政府上台前后急切寻求密切与华盛顿的接触，前有外长苏杰生在去年12月底前往华盛顿和今年1月参加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期间加紧斡旋，接着就是总理莫迪带着“大礼包”访美，其间承诺推动印美双边贸易额5年内翻倍，进口更多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以缩小两国贸易逆差，购买更多美式武器装备等等。印方这样做的主要目的，被认为是尽快消除对美外交的不确定性，继续获得华盛顿的“重视”，尤其是力争美国延续对于“印太战略”的关注并确保印度在其中的关键地位。
一些分析认为，拜登政府称得上是近几十年来最“亲印”的美国政府之一，印美关系在此期间不断深化，经贸、科技以及国防、安全等相关领域合作加强，印度甚至因此获得了美国“非条约盟伴”的地位。但实际上呢？印度对美外交可谓得失自知。近些年来，印度政界和战略界一些人沉湎于“机会主义”，试图利用美国对华遏制打压的“机会”从中渔利。在对美方诱拉表现出一定程度迎合的基础上，印度原本期待在成为地区乃至全球性大国、取代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武器装备生产本土化等一些方面得到美方更多支持，希望美国尊重印度国内政策和对外战略自主。
但令印度失望的是，美方算盘扒拉得更加精明，非但没在这些方面提供新德里所期待的那种支持，反而不断试图把印度当成对华遏压的工具。印度在拜登政府期间都没能够“如愿”，到了“特朗普2.0”时期，印美关系走向可能就更非新德里所能把控的了。试图利用中美战略竞争之“机”拉住美国，同时谋求产供链等领域的对华“替代”，吸引更多国际资金和技术流向印度，帮助印度实现经济发展和大国崛起等目标，印度眼见着这些战略设想变得更难实现了。
可以预见，印美关系接下来还会经历更多曲折。比如，在关税问题上，美国新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印度不会幸免于美方计划中的“对等关税”政策。又如，在移民问题上，印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华盛顿予以配合还未可知。毕竟，印度是美国移民的主要来源国之一，其中既有大量持有工作签证在美从事高新科技工作的移民，也有其他非法居住美国的移民。再如，在新德里颇为重视的“大国地位”方面，美国新政府又是什么态度呢？国际舆论对于“特朗普2.0”时代美国的对外战略构想已有诸多分析和猜测，但这些“构想”中似乎并没有给印度留出位置，表明在华盛顿的战略认知中，印度依然停留在“华盛顿战略工具”的定位中。
在对美外交中遭到“矮化”，对美亦步亦趋导致自己得不偿失，对华盛顿迎合越多自己“割肉”越多，类似这样的现实不断增多，使得印度国内对于“多向结盟”原则下的外交政策反思增多。其间，随着对华心态失衡和政策跑偏对于印度经贸和整体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愈发明显，印度方面对华政策调整也在增多。进入2025年以来，印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步伐有所加快。只有真正坚持外交层面的独立自主，真正本着自身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制定外交政策，才能在世界格局动荡和不确定性加剧之际真正做到“不紧张”。现在，新德里应该更有这样的清醒了。

想成“全球性大国”，关键在哪
蓝建学
20世纪40年代印度独立前夕，开国总理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道：“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2014年印度人民党政府执政后，印度外交政策以及相关表述发生重大调整，但追求大国地位的目标一以贯之。
近些年来，印度外交逐渐基于所谓五重战略定位行事。一是自称“领导型大国”，强调在新一轮国际秩序重塑中追求“全球领导性力量”。二是自封“全球南方领头羊”，主张在全球南方的广阔舞台上施展拳脚。三是自诩全球南方与全球西方的桥梁。为此，印度外长苏杰生专门造了一个词，试图将印度描绘成一个“兼具西方国家、南方国家特性的‘西南方大国’（Southwest Power）”。四是自视南亚次大陆霸主和“印度洋净安全提供者”。五是自塑“全球精神导师”形象，突出外交的“印度教特性”。
总体观之，印度外交这些定位和实践尚未达到预想效果。比如，对其至关重要的周边外交就难言成功。印度与中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缅甸等众邻的关系可以说是龃龉不断，导致该地区安全困境一直存在，信任赤字严重。虽然也有“灵光一现”时刻，但印度周边外交运行总体不算顺畅。1996年，瓦杰帕伊政府外长古杰拉尔推行“面向邻国多予少取”的“古杰拉尔主义”，但很快无疾而终。2014年，“莫迪政府1.0”时期提出“邻国第一”政策，但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期间对尼“非正式封锁禁运”使印度“邻国第一”政策破产。“莫迪政府3.0”时代以来，印度周边外交继续以“管控冲突+有限合作”为主线，南亚区域整合程度仍远低于东南亚和欧洲地区。作为对比，东盟区内贸易占东盟国家外贸总额比重约为24%，欧盟内部这一数据约为60%，而南亚区内贸易在地区国家外贸总额中的占比仅为5%左右。
大致分析来看，印度周边外交效果不佳根源有三。一是印度政界和战略界精英内心深处并不真正重视“与邻为伍”，或者说是“志不在周边”。印度学者普遍反感世人从印巴冲突、南亚与不结盟运动等视角看待印度，转而越来越多地强调印度是“能同时有效地与全球所有强国打交道的主要权力中心”。二是印度外交战略长期尊奉“考底利耶主义”（考底利耶：古印度政治家和哲学家，因擅长权谋而被称为“印度的马基雅维利”），认为“邻国是天然敌人，邻国的邻国才是潜在盟友”，推行“印度优先”和“现实主义政治”，采取“远交近攻”方针。三是印度习惯于控制国力较弱的中小邻国，这种思维惯性一时难以祛除。
近些年来，印度国内不时出现围绕外交政策的辩论，不少印度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印度追求“全球领导型大国”地位的最大障碍之一在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依然不够充分，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则是周边外交关系。截至目前，印度仍有约2.3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每天2.15美元）以下，占全球贫困人口的近1/3。2024年，印度在125个参评“全球饥饿指数”的国家中排名第110位，超过40%的人口面临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多维度匮乏。显然，如果不能更快更好地推动国家各方面平衡发展，印度成为“全球领导型大国”之路就会面临更多阻碍，这个追求从设想变成现实的时间就会拖得更长。
由于地缘政治等一些因素干扰，印度“大国梦”中一直笼罩着某种“中国情结”。新德里一方面认为中国是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参照，另一方面又将中国视为印度大国地位的“竞争者”，甚至是“能够阻碍印度崛起进程的关键外因”。也正因此，中印关系在印度“大国梦”的受挫或重燃、新德里对华或友好或疏离的态度交替中时起时伏。但事实上，对印度而言，中国不是阻碍，而是与印度共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中印关系本质是两个14亿多人口的相邻发展中大国如何相处的问题。发展是中印两国当前最大的“公约数”。两国应该正确把握历史潮流和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