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二十二大影星之一、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洋于3月1日20时30分逝世，享年94岁。

今年1月17日，杨静在睡梦中离开人世，于洋始终陪伴在其身边。女儿于静江也发文送别母亲，称：“妈妈到天堂去和弟弟于晓洋团聚了。”仅仅一个半月后，失去了爱人的于洋也走了。尽管于静江昨晚转告亲朋好友说：“老爷子走得很坚强也很安详，没有痛苦。”但驼铃声远了，这次真的远了……

今天，我们谨以新民晚报2018年6月的独家专访纪念这位热爱新中国，热爱表演，热爱生活的艺术家。

“英雄虎胆”于洋：洒下一路驼铃声……

“东北电影制片厂创建，当时的领导叫陈波儿，三十年代初就跟袁牧之在上海演过《桃李劫》那个。那时候，参加革命工作以后，都想改个名字，意思一切重新开始。我就说，‘波儿同志，你给我改个名吧。’” 上周，88岁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洋在北京家中，接受了晚报的独家专访，他回忆道，“陈波儿同志说，叫于洋好吗，你考虑一下。我觉得挺好，简单好记，就这么给定的。”

从此，于延江改名于洋，以革命者的身份走进大银幕，与新中国电影携手走过了七十载峥嵘岁月。

与新中国电影，同生共长

从上海左翼联盟到延安再到东北的陈波儿，给16岁的于洋定了名字；从上海救亡演剧第三队辗战延安再到东北的伊琳则是于洋的入党介绍人，“我是1947年12月，秘密入党的。”虽然时间过去了很久了，但记忆依旧清晰，“1946年我跟着很多老同志在黑龙江搞土地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了共产党的党章。党章是用毛纸印的，偷偷地，每天在油灯底下看。有些地方当时年纪小也不全看得懂，只知道当了共产党员之后要革命到底，要在平常的生活里起带头模范作用。”

土改结束的时候，伊琳被调去电影厂做导演，“当时共产党没拍过故事片，伊琳自己创作了一个小型电影剧本《留下他打老蒋》并任导演，选派角色的时候，连长这个角色，他选了我。”虽然困难重重，但38分钟的短片还是在1948年春摄制完成，这也是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建立人民电影事业后，拍摄的第一部短故事片。“拍完了也就拍完了，没觉得自己要当明星，也没想过自己会一辈子拍电影，就是完成好组织交给的工作。”于洋说这话的时候，真诚而敞亮。

不过，于洋很快又接到了新的、更重要的拍摄任务。他到哈尔滨下生活，白天经历钢水高温的炙烤，晚上和几十个工人一起打通铺。“当时特别艰苦，胶片很紧张，只好把过去用过的洗了，叫‘再生胶片’。不断排演才舍得拍，一天也只能拍七八个镜头。”在零下三十多度冰天雪地拍摄时，剧组唯一的火盆放在了摄影机底下，于洋为了演好青年炼钢工人吴一竹，楞穿着单衣，跟工人们一起干。”

虽然艰苦，拍得也略显粗糙，但《桥》作为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之作，第一次在银幕上正面描写了中国工人阶级为缔造新中国而进行的劳动和斗争，塑造了新中国主人公的崭新形象。

周恩来总理看完成片，高兴地说：‘咱们共产党有自己的电影了，不容易’。”于洋动情回忆说，“消息从北京传回来，我们都落泪了”。

与英雄虎胆，有口皆碑

演员于洋很快又投入到《中华女儿》的拍摄中，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拍摄的第一部抗日题材影片。

他在片中角色不重，演一个抗联战士张勇，“但有一场戏，炸江桥，松花江上，桥高二三十米，导演问我敢不敢跳，我说，当年的战士敢跳，我为什么不敢。”如今讲来，于洋依旧激情满怀。他说，“我们的青春过得非常意义，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是过好日子，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过好日子。”当一个演员，榜样不是比自己更出名的演员，而是那些为国捐躯、奉献的英雄。“演英雄，我们自己是狗熊，能演好吗？”不过实拍前，排摸水下情况时发现有日军留下的飞机残部等，导演凌子风决定改拍跳草堆，虽然只有十来米，但意外还是发生了，“东北的草，经过一夜，冻冰了，我跳下去，没有缓冲，一下两个膝盖顶在了自己的脸上。他们说，满脸是血。”

于洋当时昏了过去，而他醒来问的第一句话是，“拍到了吗？”

于洋参演的最被观众熟知和喜爱的“英雄”莫过于《英雄虎胆》。

除了像泥鳅一样悠悠荡荡跳着伦巴的阿兰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银幕记忆，勇敢、机智、在女特务面前从容不迫的侦察科长曾泰也一度是于洋的另一个名字，“电影里有一场审讯的戏，真曾泰审问假曾泰，审问自己的同志，心里矛盾、痛苦，特别难演。”于洋回忆说，这是曾泰面对的五次考验里，最激烈的一次，“拍这场戏的时候，很紧张，我点烟的时候，手一直发抖，这不是动作设计，是当时真实感情的流露。”

于洋说，他创作角色会要求自己“活在人物当中”，他还说，演员的工作受人尊重，是因为他们用真实的感情和体验，来表达、来呈现人物，“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里真，哪里假，他们都知道。”

与驼铃插曲 经久不衰

“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夜半北风寒，一路多保重。送战友，踏征程。任重道远多艰险，洒下一路驼铃声……”对于艺术创作的真诚，让观众不仅喜欢于洋扮演的电影角色，连于洋自导自演的电影《戴手铐的旅客》里的这一首插曲《驼铃》，也传唱至今。

词曲作者王立平回忆说：“当时社会流行的音乐，是花呀草呀，但《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没有儿女情长，也不适合写风花雪月，我写完《驼铃》，觉得是不是太革命，太离愁别恨了，忐忑地表示，‘不一定会很流行’，没想到于洋导演跟我讨论歌词的时候红了眼眶，他说，‘不管人家怎么说，咱们就这么定了。”于是，留下了这样一首歌，经久不衰。

“好的电影，要有好的故事，好的情节，好的风光，好的动作，好的音乐。”于洋这样阐释，《戴手铐的旅客》以“文革”时期为背景，描写了一位受迫害的公安干警如何不计个人安危、克服重重困难，将盗取国家武器机密的特务绳之以法的故事。这其中，很多台词都是于洋自己写的，他说自己是“用心、用感情、用眼泪完成了这部影片的拍摄”；这也是于洋对于当初商业类型电影的大胆摸索，可以说是新中国第一部武打片，年过半百的于洋亲自出演动作场面，拳拳到肉，吸引了大量观众。

与上海影业 不解之缘

于洋的银幕生涯，几乎可以说是与共和国的青春岁月一起成长的，正如他参演的一部电影的名字《青春之歌》。“那是我跟秦怡第一次合作。”

于洋和秦怡的最后一次合作则是八年之前，他俩一个80岁，一个88岁，在电影《金色驿站》中携手，上演了一出动人心弦的“夕阳恋”。

“前几年，舒适活着的时候，我还去上海看过他。最后一次去上海的时候，王丹凤还请我吃过饭呢。”于洋有些感伤，那些曾经跟他合作、相熟的上海电影人一个个都走了。“我拍《走向新中国》的时候，认识了上海演员蓝马，我很崇拜他，也很尊重他。我第一次和上影厂合作，是拍《山间铃响马帮来》，1953年，那段生活，对我影响也很大。”算起自己跟上海电影的缘分，仿佛历历在目，“这部电影在云南拍了近一年，我们从昆明，跟着马帮徒步走到边境，一直走了三四天。一起下去的都是过去我心中的大明星，像刘琼，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就很出名了，我以为他们生活条件优越，吃不得苦，但真的拍起来，他们心中只有艺术，是真正的艺术家。”

“文革”后期，于洋还参与主演了上影厂摄制的《火红的年代》《第二个春天》等作品。

“哪个角色我都下功夫，但《大浪淘沙》拍得时间最久。”这部足足拍了三年，又在库房“藏”了十多年的电影也跟上海有关，剧本正是根据时任上海房管局局长朱道南的个人回忆录改编的。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大革命前后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画面，导演伊琳让四个青年知识分子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探索、追求、拼搏、厮杀，在革命浪潮中接受历史的筛选，并以坚韧、 颓唐和堕落的不同结局及血的事实表明，中国青年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才是希望之所在。

片中的靳恭绶，耿直、倔强，勇于追求真理，愿为真理而献身，一如他的扮演者于洋——带着对电影无限的热爱和激情，数十年来乘风破浪，不断前行。

回望与新中国电影一起走过的日子，尽管困扰于腰椎的顽疾，但坐在北京的阳光里，于洋说：“我们的青春是很有意义的。”

记者手记 奉献了一个儿子

于洋与夫人杨静也是因为电影相识。他们1949年因为电影《卫国保家》相识，1953年建党日当天正式结婚，一路风雨相伴，相敬相爱65载。

采访时候，年纪更长一些的杨静老师一直坐在我们对面，除了偶尔地补充一两个重要细节之外，只是关切地也骄傲地注视着老伴，偶尔地问一句，上午的药吃了吗？

这个电影之家，曾经有过四个导演，让人羡慕。但生活总不是完美的。

《戴手铐的旅客》庆功宴当天，于洋一口菜也没有吃，蹬着脚踏车赶到积水潭医院，但还是遗憾地没能见上老母亲最后一面。许多年后，于洋和杨静，又没能见到儿子的最后一面。儿子于晓阳在从湖北看景回北京的火车上，犯了哮喘病。“在廊坊，离北京还有一个小时。”于洋曾经伤感地说，中国电影百年，他们奉献了一个儿子。

不过，杨静老师说，儿子是为了拍电影而走的，“至今想起来，我们很遗憾，但也很安慰。”

网友：一路走好

新民晚报原创稿件

记者：孙佳音

视频制作：刘慧琴

编辑：施雨

编审：戴慧菁